2019年3月5日，91岁的褚时健在云南玉溪去世。消息传出，整个中国商界为之震动。马云发文称”非常钦佩他，在他身上能感受到企业家精神”;王石引用巴顿将军的话评价：”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，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，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”。然而，在一片缅怀声中，也有不同的声音响起——有人质疑，一个因贪污入狱的人，为何能被捧为”英雄”?一场关于褚时健的社会评价之争，由此展开。
一、前半生：从”救火队长”到”烟草大王”
褚时健1928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农民家庭，15岁时父亲因日军轰炸受伤不治身亡，他辍学回家，靠酿酒扛起养家重担。这段早年的苦难经历，锻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。
1959年，31岁的褚时健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，一过就是近20年。1979年，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他被调进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。当时的烟厂是一个半作坊式小厂，设备老旧、技术落后、人心涣散。褚时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：大举借债购入国外生产设备，烟厂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%;引进品种改善种植，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”第一车间”;更关键的是他分利于人，竭力改善员工待遇，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。
1988年，云南连发两次强震，中央财政无力支援，决定放开云南的烟草管制和名烟价格管制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褚时健同时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、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，集产、供、销大权于一身。此后，玉溪卷烟厂跻身中国工业利税大户榜首，撑起云南财政半壁江山。烟厂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，年创利税近200亿元。在褚时健效力红塔集团的18年中，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元，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元，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元。
“红塔山”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赫的品牌符号。上世纪80年代，抽”红塔山”是有钱人的象征，被人请抽”红塔山”是天大的面子。同学之间打架斗殴，打输了的，也是买几包”红塔山”招待对方。褚时健也荣誉等身：”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”全国劳动模范”、”全国优秀企业家”、”中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”……他成了当之无愧的”中国烟草大王”。
二、人生至暗：从巅峰到谷底
然而，就在走上人生巅峰之时，褚时健也开始走向人生的转折点。1995年，一封举报信将他拉入深渊——河南洛阳个体烟贩勾结烟草公司，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取得卷烟指标。调查发现，褚时健利用权力为他人批烟倒烟，一条”红塔山”出厂价四五十元，转手就可以卖出150元的高价，只要和褚时健搭上关系，拿到红塔山出厂烟，可以瞬间变成百万、千万甚至亿万富翁。
褚时健的妻女亲人把玉溪卷烟厂当作了私家金库。他的妻子马静芬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、8万美元、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;女儿褚映群利用父亲的权力，索要和接受3600多万元人民币、100万元港币、30万美元。这在1990年代人均GDP仅5000元左右的中国，都是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。
1996年，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在狱中自杀身亡。1999年1月9日，71岁的褚时健因贪污174万美元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这场审判被称为”世纪审判”，几乎所有人都对褚时健报以同情，甚至在1998年初的北京两会上，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”喊冤”，呼吁”枪下留人”。
三、触底反弹：75岁的”橙王”传奇
2002年，74岁的褚时健因严重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。回到玉溪后，他想过搞矿山、种花、卖米线，但最终选择了种植冰糖橙。他承包了哀牢山2400亩荒山，借钱创业，负债累累，身体抱恙，与年轻一代的创业者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
2003年，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探望褚时健，看到后者亲自和铺设水管的工人讨价还价，敬佩之情溢于言表。褚时健把做烟草的精细化管理移植到农业中：给每棵树定标准，规定产量，保证果子质量;制定激励机制，农民完成任务能领到可观收入;用烟梗、鸡粪调配有机肥;山泉水灌溉;每棵树只留240-260朵花，控制产量保证品质。
2012年，85岁的褚时健种植的”褚橙”通过电商开始售卖。凭借”人生总有起落，精神终可传承”的励志营销，褚橙迅速走红，被称为”中国最励志的橙子”。2013年，褚橙产量接近13000吨，利润超过6000万元。2014年，褚橙净利润达7071万元。此后，褚时健又历时四年打造出褚柑等新品牌。从”烟王”到”橙王”，他完成了中国商业史上最传奇的触底反弹。
四、社会评价的两极：英雄叙事与道德审判
褚时健去世后，社会舆论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。
一方是近乎”封神”的赞誉。 在企业家群体中，褚时健被奉为精神教父。王石说：”在勇敢方面，我不如褚时健”。柳传志、王健林、潘石屹、任志强等商界大佬纷纷发文悼念。媒体将他描绘为”改革先锋””民族企业家””励志楷模”。国务院国资委官网发文评价：”这种艰苦奋斗、专注品质、追求卓越、创新发展的精神，与中央提倡的企业家精神内涵是高度一致的”。
这种赞誉的背后，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投射：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人们渴望看到”跌倒后还能爬起来”的确定性叙事。褚时健75岁再创业、85岁身家过亿的故事，恰好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。人们吃褚橙，吃的不是橙子本身，而是一种精神——”不服输、不低头、不服老的精神”。
另一方则是尖锐的道德质疑。 有评论者指出，褚时健的犯罪事实确凿：私分300多万美元公款，个人贪污上千万，建立12亿元的账外小金库，以权谋私，一个批条就能让身边的人获利千百万
。他的女儿依仗他的权力收受巨额贿赂，最终自杀狱中。这些”公开的犯罪事实”，怎能因为去世就被一笔勾销?
更有人担忧，过度美化褚时健会传递危险的价值观：”如果换了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，一个普通的国企领导，估计大家早就异口同声骂起来了”。一位评论者直言：”这些无休止的赞誉，俨然已经将褚时健描绘成一个伟大的英雄，而当年似乎判无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冤假错案……这不得不让我为中国社会三观颠覆而再次担忧”。
五、深层反思：我们该如何评价褚时健?
褚时健之所以引发如此激烈的社会争议，本质上是因为他身上浓缩了中国转型期的多重矛盾。
第一，贡献与违法的边界。 褚时健为国家和地方创造了巨额财富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但”功劳”能否抵消”罪过”?在法治社会，答案应该是否定的。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：”功要颂扬，过要避免，年轻人需要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”。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商业成就而淡化其违法行为，也不能因为其违法行为而否定其商业才能。
第二，时代局限与个人选择。 褚时健的贪腐，既有个人道德失守的原因，也有体制性因素的推动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混沌期，国企高管的薪酬与创造的价值严重不匹配——褚时健18年总收入不过百万，而他一年创造的利税就达200亿元。这种巨大的落差，成为他心理失衡的重要诱因。褚时健案之后，中国开始改革国企高管薪酬制度，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悲剧具有时代性。但时代局限不能成为违法的借口——在同样的体制下，并非所有国企高管都选择了贪腐。
第三，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内涵。 褚时健身上最打动人的，不是他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他面对绝境时的生命韧性。91年的人生中，他经历了丧父、右派、丧女、入狱、丧妻(入狱)等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，却从未被彻底击垮。这种”触底反弹”的能力，确实值得尊敬。但企业家精神不应只包含” resilience(韧性)”，还应包含” integrity(正直)”和” accountability(责任)”。一个真正伟大的企业家，不仅要在商业上成功，更要在道德上站得住。
第四，公共记忆的选择性建构。 褚时健去世后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多是”励志橙王”的叙事，而”烟草大王”时期的贪腐细节被有意无意地淡化。这种选择性记忆，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一种倾向：人们更愿意消费”成功学”故事，而不愿面对复杂的道德困境。褚时健被符号化为一个”励志IP”，而他作为真实的人的复杂性——他的才华与贪婪、他的坚韧与偏执、他的贡献与罪过——却被扁平化了。
褚时健的一生，就像他种植的褚橙一样，”甜中带酸，充满了人生的味道”。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无法绕开的名字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也是一个时代的警示。
他证明了：一个人的商业才华可以在废墟中重生，75岁依然可以创业成功。他也证明了：法律面前没有”功过相抵”，违法必须付出代价。他更证明了：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，不应只有”神化”与”妖魔化”两个极端，而应承认人性的复杂与多面。
褚时健曾说自己”活着的每一天，把每件事情做好，尽好本身的每一个责任，就不会白白过这一生”。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，纪念褚时健最好的方式，不是将他捧上神坛，也不是将他打入地狱，而是诚实地面对他的全部——他的辉煌与坠落，他的才华与过错，他的坚韧与局限——从中汲取关于商业、关于法治、关于人性的真正教训。
毕竟，一个健康的社会，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，而是敢于直面真实、在复杂中保持清醒的勇气。褚时健走了，但他留下的命题——如何评价一个功过参半的人——仍将长久地拷问着这个时代。